【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矢志奋斗的先进政党，党的世界观、性质和纲领决定了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主动性和彻底性。中国共产党建立特别是执政60年来，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三次局部执政、两大廉政经验

从1921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多次在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的经历，其中有三次局部执政实践，时间较长，当然这里说的执政是因为其理论和政策蕴涵着新政权的雏形，在井冈山叫根据地，在延安即陕甘宁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解放区，这三次局部执政是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廉政建设理论和实践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次局部执政实践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我们党在瑞金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我们党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第二次局部执政实践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我们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选举产生了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参议会。第三次局部执政实践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执政经验，为建立新中国的中央政权作准备。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28年，包括三次局部执政实践，体现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党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党风关系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关系人心向背。历史经验说明，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取决于对党的认识和判断，而党的作风则是人民群众认识党的最直观、最形象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决定是否跟党走的最具显著特征的依据。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②

二是在三次局部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严厉的廉政措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抗日战争时期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正是上述的优良作风和廉政措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政府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

发扬人民民主，跳出先兴后衰的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诚恳地问黄老：您来延安考察了几天，都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③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是非常熟悉的。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后所考虑的。他在回答周期率问题时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以此为目标，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④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某些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思想作风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⑤因此，要把党的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有必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央专门做出6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建国之初，为了打击资产阶级对干部腐蚀、拉拢的猖狂进攻，使党的优良作风得到继续发扬，党中央开展了“三反”、“新三反”运动。1952年夏，“三反”运动胜利结束。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从中央到省、市、专区和各级机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和浪费问题。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充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迅速开展“新三反”斗争。“新三反”斗争是“三反”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它进一步解决了“三反”运动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三反”、“新三反 ”运动是我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场运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发扬无产阶级政党优良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领导下，三反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对于整肃党纪，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腐败分子，党和毛泽东采取从严治理的方针，无论涉及到谁，绝不姑息迁就，而是严惩不贷。据统计，在“三反”斗争中被开除党籍者有23.8万余人，被劝告退党者达10万人。这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执政党党风建设和新中国的清廉政风。1950年5月，沈阳市政府要在该地为毛泽东铸铜像，毛泽东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当年9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等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刻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他又否决了为其在天安门建铜像的意见，批示“不要这样做”。1954年，他专门写信给湘潭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要求基层组织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对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更是严格要求，并将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

十分明显的是，在毛泽东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中，党的作风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虽然看到了执政党和领导革命的党的不同，但如何解决执政党存在的问题，他强调的是通过整风的形式，通过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党的廉政建设还须重视民主法制等制度性建设，而不是仅仅靠整风，是执政后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探索的。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廉政建设的探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既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对执政党的廉政建设提出了许多崭新课题。这就是一个正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必须解决权力腐败的大问题。执政就是掌握权力，执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也使我们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表现为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用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如何防止权力对党的侵蚀。

第一，“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不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等一切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因为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有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我们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如果仅仅强调思想作风对于克服党内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那么，过去出现的官僚主义、个人专断等严重问题还会重演。只有把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才能实现党的自身建设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邓小平的讲话标志着党的廉政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按照党的制度建设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端正党风、解决干部特殊化和纠正不正之风方面制定了许多廉政制度和规定。一是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彻底废止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二是颁布实施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2月颁布的这个准则，涉及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整顿党风和廉政建设提供了依据。三是加强国家的法制建设。全国人大、国务院陆续制定和颁布了许多廉政建设的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以人治代替法治的状况，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第二，“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⑦注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强调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发扬光大的。但我们必须看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关键是能够对执政权力的使用进行控制，也就是构筑一个有效防止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

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这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没有科学完善的权力运行机制，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是一句空话，腐败和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对权力的监督缺位、制约乏力，导致一些党政部门和党政领导干部非法用权。从根本上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关键在于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轨道运行。由此，党的十六大深刻指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制衡”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这实际上就为“权力监督”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⑧。针对权力监督问题，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由此，反腐倡廉同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一样，成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具体制度上，2003年底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监督从中央做起，中央政治局要向全委会报告工作，监督的重点在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奠定制度反腐的基础，这样必然会把我国的反腐工作引到理性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上来，在新的制度设计下，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将有章可循，从而为我们进一步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提供重要保证。2005年初，中央又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提出，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贯彻和落实这一纲要，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的格局逐渐形成，反腐倡廉建设出现了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所不曾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和和腐败行为滋生蔓延。只有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成效，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而跳出中国历史上先兴后衰的周期率。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党的学说史教研室主任）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1094页。

③ 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３８、143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2页。

⑦《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7页。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